1985年5月19日，戈尔季耶夫斯基刚刚晋升为苏联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。当他从莫斯科返回时，站在机场出口处，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令他不禁打了个冷战。作为掌握着欧洲最重要情报网络的克格勃上校，他回国述职时居然没有人前来迎接，这一异常的场景让他心中涌起一股不安的情绪。

带着深深的疑虑，戈尔季耶夫斯基准备回家静下心来，想要理清眼前这个奇怪的局面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。他站在公寓的门前，却发现自己被锁在了门外。这个公寓是克格勃为他特别安排的，安保非常严密，进入时需要通过三道门。而他平时嫌麻烦，第三道门从不锁。可是现在，第三道门竟然严丝合缝地被锁上了，这意味着，肯定有人趁他不在时进入过他的住所，并且在离开时精心锁上了每一扇门。

“没错，克格勃盯上我了。”戈尔季耶夫斯基几乎不自觉地低语道，后背的汗水如同小溪般不断涌出，他的衬衫也已经湿透，仿佛刚刚被从水里捞出来一般。此刻，他的心跳加速，恐惧攫住了他。他如此害怕，是因为在11年前，他背叛了苏联。

1974年10月1日，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的一家羽毛球馆里，接受了英国军情六处（MI6）伸出的橄榄枝，从那时起，他开始将克格勃的诸多机密源源不断地传递给英国。对于他来说，这并非是一件可耻的事情，毕竟他出身于克格勃家庭，父亲和哥哥都是忠诚的支持者，自己也曾誓言效忠克格勃。然而，在被派往丹麦执行间谍任务时，哥本哈根那座富裕而自由的城市让戈尔季耶夫斯基眼前一亮，开始反思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。他亲眼目睹了柏林墙的建立，也亲身感受到苏联入侵捷克的冲击，这些事件让他对苏联的态度从怀疑转为厌恶：“对无辜人民的暴行，让我感到深深的憎恶。”

由于戈尔季耶夫斯基多年忠诚地提供情报，却从不索取任何报酬，英国方面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与帮助。克格勃内的高官也对他极为看重，推动他不断攀升职务，最终让他成为了驻伦敦情报站的站长。眼看着即将获得更多核心情报，戈尔季耶夫斯基却突然接到从苏联总部发来的电报，要求他回国。虽然这一决定很可疑，但他并未感到有任何证据表明自己已暴露身份，最终他还是决定遵命回到莫斯科，心里盘算着顺便带回一些情报。然而，现在站在被锁的门外，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明智。

与此同时，克格勃总部的反间谍部门正在为一个疑虑重重的档案而烦恼。布达诺夫，反间谍部门的上校，被认为是克格勃内部最为危险的人之一。他曾是普京的直属上司，而现在他正专注于一项工作——调查戈尔季耶夫斯基。经过仔细翻阅他的档案，布达诺夫发现了一些让人不安的线索：首先，英国在短时间内接连驱逐了几名克格勃的高级官员；其次，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一些报告竟与英国外交部的简报一模一样；最后，他曾在1973年在丹麦与英国情报人员有过直接接触......所有这些看似巧合的细节让布达诺夫陷入了深思。

然而，克格勃对待官员的审问有着严格的规定，不能仅凭怀疑就将一个人拘留。为了能够真正证实一个人的背叛，他们必须收集足够的证据。这些证据可以是通过间谍交换时被当场抓获，或者是通过日常的通讯记录找到明确的线索。此时，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在紧张地试图理清自己的状况，每一个动作、每一通电话都可能被监视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第三道门，检查房间内是否有克格勃曾经到过的痕迹。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，但还是努力保持镇定，只是他的双手却不断颤抖。

幸运的是，书架上那本他常翻阅的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依然安放在原处，这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。他决定去见自己的上司格里宾，试图从他那里打探一些口风。“我想尽快回伦敦，几个下属在特工联系上需要指导。”戈尔季耶夫斯基小心地提出。格里宾却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冷漠地说：“别胡说了，没人离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这番话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意识到，离开莫斯科似乎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了。

尽管内心的混乱几乎让他崩溃，戈尔季耶夫斯基依然强打精神坚持每日到克格勃总部报到，心中默默决定与克格勃进行一场智斗。他知道如果自己真被揭露出来，早就被关进了那座阴暗的地下监狱。就在他刚刚恢复一些勇气时，同事鲍里斯的一句话却让他几乎瘫倒在地：“英国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所有特工都撤回来了？”

这句话如晴天霹雳，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恐惧。克格勃一定已经发现了伦敦站的内鬼，并且紧急解散了特工网。